我已經快七十歲的人了。我自從1979年在內蒙古大學成立獨立的學生會民族部，擔任民族部部長以來。我當時覺得，要恢復我們蒙古人的自信心，所以，我召開了文革後第一次蒙古人的紀念成吉思汗大會。邀請了蒙古學者和藝術家參加。當時，莫阿斯爾、格日勒朝格圖、阿勒坦沙、圖德布、阿勒泰等藝術家都到會表達自己的蒙古心。拉蘇榮和德德瑪因為我沒有請示他們領導，沒有到會。內蒙古大學校長于北辰到會發言，說成吉思汗是偉大領袖。他給我們捧場，我也給他熱烈鼓掌。內蒙古大學黨委書記巴圖是我的恩師。為了避嫌，我與他協商後，沒有邀請他與會。之後，我聯名近300名蒙古大學生致電北京政府。要求中國政落實中國自治的承諾，還我在文革中分裂我蒙古的東三盟、西三旗。這也是當時中國自己號稱的撥亂反正，落實政策。我當時得到了內蒙古黨委副書記吉日嘎拉的直接支持，也得到了退居幕後的烏蘭夫的贊同。所以，也取得了具體成效。我今天公布這些事，是因為兩位前輩已經是在天之靈，中國也沒有辦法治他們「黑後台」之罪。另外，我不想把南蒙古歷史的真相帶到墳墓裏去，讓後代費心去猜測和推理。後來，就是我和朋友們發動的1981年的蒙古學生運動。當時，我正是25歲，血氣方剛，激情滿懷。儘管當時南蒙古年輕人都動了，我們還是沒有拼死的機會，我們沒有武器，更沒有外交支持。最後怎麼辦？我們年輕人激情上來後，願意拼命。我敬佩猶太復國主義，我想人家堅持了2000年復國，我們還不到100年。時機不到，我們領著年輕人拼命，是對民族的不負責任。蒙古人不是需要為了英雄主義自殺的敢死隊，而是需要未來為蒙古未來衝殺的堅定的戰士。所以，我們接受了胡耀邦「學生頭一個不抓」，趙紫陽發的復課通知的「對學生反應的正確意見完全接受；復課後，不歧視罷課學生」的意見。我們與中國妥協了，保住了年輕一代的有生力量。為後來的決戰保存了實力。雖然我後來在流浪生涯中，也想過，是否當年的悲壯是否更能激勵和喚醒下一代？我看到1989年的中國學生運動的結局，他們的領袖人物完全失去了對運動的控制。就連總書記趙紫陽也只是到天安門哀嘆「我們老了」。我覺得，我當時決定不拼命，保存實力，以圖未來的決定是對的。我為什麼說這些，是因為我在中國十幾年「地下鬥爭」；我每天晚上睡覺都合衣而睡，不願意半夜讓中國人光著身子逮捕而蒙羞；也可能我看俄國十二月革命黨人的小說和義大利燒炭黨人的書看多了。而且，我已年近七十，長期癲破流，生活沒有任何規律。來德國後，黑白顛倒，已經乾了25週年的夜班。感謝上天的眷顧，但人生的規律讓我有最後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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