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政治
南蒙古與臺灣的比較©
曾建元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客語與客家文化學分學程兼任副教授
從大亞洲主義說起
我們今天齊聚在日本國會眾議院議員第一議員會館大會議室討論南蒙古的民族問題，是很有意義的。10月10日是中華民國國慶，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1924年11月28日在日本神戶演講〈大亞洲主義〉，勸告日本要做東方王道的干城，莫做西方霸道的鷹犬，要領導亞洲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壓迫的民族發奮為雄，求一切民眾的平等解放。令人遺憾的是，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走向了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最後因美國的兩顆原子彈而在80年前結束了日本對東亞和太平洋的侵略戰爭。
115年前武昌辛亥革命，清朝禪讓中華民國，外蒙古藉機獨立，內蒙古各盟自治受到日本很大的支持，雖然日本為了與俄羅斯建立戰略緩衝，合謀不讓內蒙古各盟、東蒙古與外蒙古乃至布里亞特蒙古合併建國。後來滿洲國建國，東蒙古事務歸興安省管轄。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日戰爭爆發，日本雖未支持內蒙古獨立建國，但內蒙古也是在日本的支持下實現了統一自治，先是成立蒙古聯盟，進而在1941年改制為蒙古自治邦，成為統一的自治行政區。
臺灣在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割讓日本，成為殖民地。但日本共產黨則在共產國際民族自決的號召下，在1928年協助臺灣共產黨成立，而有建立臺灣共和國主張的提出。南蒙古和臺灣近代的自治或獨立運動，都受到日本這一亞洲第一個脫離不平等條約地位而獨立的近代國家或其文化的影響。
移民實邊：南蒙古的厄運
南蒙古的民族問題，主要在於中國自清朝末年起為了移民實邊，曾經鼓勵漢人大量移民內蒙古，國民政府統一中國後，在內蒙古地區建省，激化了內蒙古的蒙漢民族緊張關係，因而自內蒙古實施自治起，蒙古自治邦在1942 年6 月便設立了興蒙委員會，專管盟旗蒙古人事務，政廳、盟、縣、市漢人事務則由內政部專管，形成蒙漢分治的局面。
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還保有共產國際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進步精神，1922年7月於上海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基於民族自決自治和自由聯邦制的原則，主張成立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與中國本部（包括東三省，即滿洲）組成中華聯邦共和國。此之所謂自治邦，體制上等於1922年同一年年底12月30日成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下的加盟自治共和國，理論上都還擁有自由退出聯盟的權利。1931年11月建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14條，便主張內蒙古可基於民族自決獨立建國或加入中國，更宣示蘇維埃政權要在各個民族中發展他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1935 年12 月《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三五宣言），明確主張內蒙古應恢復舊有地方建制，省縣撤治，內蒙古的民族自治體制應由內蒙古人民自行決定，但必須確認內蒙古境內漢、回、藏、滿等民族，可根據民族平等的原則，發展其民族自治制度。
1945年8月8日，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動八月風暴聯合軍事行動，進軍滿洲國和蒙古自治邦，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向同盟國投降，內蒙古趁勢獨立，與宣佈自治的東蒙古共同尋求與蒙古人民共和國合併，但為蒙古國所拒絕，原因是1945年2月，英美蘇三國在蘇聯克里米亞雅爾達（Yalta）協商蘇聯參與對日作戰事宜，而簽署了《蘇美英三國關於日本的協定》（The Yalta Far East Agreements）即《雅爾達密約》，其第1條規定：「蒙古現狀將予維持」，意指蒙古人民共和國和內蒙古分治的狀態，將是戰後國際秩序的一環。蘇聯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確認《雅爾達密約》相關事宜。在此一條約基礎上，中華民國尊重外蒙古公民投票結果，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
中國共產黨在戰後得到蘇蒙兩國的支持，由其所任命之綏遠省政府主席兼歸綏市長雲澤接手內蒙古人民共和國，改制為內蒙古自治區，並進一步改組東蒙古為興安省，關於內蒙古的治理，雲澤領導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乃提出 在蒙漢雜居區實行「蒙漢分治」，盟管旗，專署管縣，「蒙人優勢區」或者「深入蒙人區之漢人區」實行民主自治，接受各盟民主政府領導，盟、旗政府依照具體情況應當設有漢族委員。1947年雲澤當選內蒙古自治政府主席，改名烏蘭夫。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內蒙古自治區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民族自治區。
1954年內蒙古收回綏遠省，內蒙古的人口民族結構此時發生了逆轉的現象，漢人超越了蒙古人，而且人口比例差距越來越大。烏蘭夫無力阻擋漢人湧入，也無法要求漢人幹部學習蒙古語文。但平心而論，內蒙古自治的法定地位，保障了蒙古語文在當地的保存與發展。在這一點上，中國國民黨執政下的中華民國對待少數民族的態度，無論是對待內蒙古，還是臺灣各個原住民族或各族群，都是遠遠比不上的。
中華民國：民族消失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對待中國少數民族的主張，是以漢族為主體來同化滿、蒙、回、藏等民族，建立單一的中華民族國家。所以國民政府爭執蒙古等族為中華民族下的宗族，不接受民族自治或民族區域自治，而在內蒙古建立省縣，意圖分而治之。《憲法》第119條規定：「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制度，以法律定之」，是把蒙古盟旗是為蒙古地區特殊的地方自治，《憲法》本文只是把民族是為自然的歷史階段的存在，並沒有把民族視做參與國家統治的政治實體。因此當中華民國來到臺灣之後，並無視於臺灣的多元族群生態，而以同化政策對待臺灣各個原住民和漢人各族群，在漢化原住民族的同時，也獨尊華語（滿洲語、北京語、中國國語），而欲以之取代所有的族語和方言。戒嚴時期的民族語文政策，只有國語政策，對待其他本國語文的做法，都是安寧緩和醫療。
語言是反抗的工具
所以戒嚴時期的政治反對運動，語言就成為一種政治反抗的工具，以臺灣使用人數最多的福佬話（閩南語、臺灣話）作為反對陣營街頭運動或議會運動的溝通媒介，凸顯了臺灣人被外來政權壓迫的處境，也在凝聚反抗的意志。在這一過程中，福佬話成為反抗者的共同語言，不知不覺中也壓抑到其他語言的發展空間。
我是客家人，但祖母和母親都是福佬人，所以我的母語是福佬話。我在臺北市長大，根本沒有機會接觸客家話，僅有的廣播電視少數方言時段，都是福佬話，沒有客家話。國民黨政府消滅語言口頭使用至此，更遑論福佬話、客家話和各個民族語言書寫系統的保存和發展。2020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發佈政策命令：蒙古族中小學的3門科目，《語文與文學（語言）》、《道德與法律（政治）》和《歷史》，在9月開學後轉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也就是漢語或普通話）」進行教學。此事一度引起蒙古人的抗爭，2023年，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兼國家主席習近平指示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民族地區各項工作的主線，這種政策思維，滲透著濃重的大漢族主義色彩，對蒙古語文和認同勢必長久以往會造成嚴重傷害，但我要告訴大家，蒙古語至少還有蒙古國和俄羅斯幾個蒙古族加盟共和國在使用，他們會為南蒙古注入源源不斷的活水，可是臺灣的本土語文沒有這種跨國發展的條件。我們無法以母語教學和學習知識，哪怕是福佬話，更別說客家話和所有的原住民族語，因為現在社會的許多現象或專門領域術語，在各個語言的傳統中都沒有，沒有國家政策的長期支持創造新詞和推廣運用，母語是難以在公共領域和專業學習領域中使用的。臺灣民主化後，《憲法增修條文》增訂第10條第11項，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並有《國家語言發展法》於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國家語言，指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第4條規定：「國家語言一律平等，國民使用國家語言應不受歧視或限制」，《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和《客家基本法》都有關於原住民族16族42種語文以及客家話5種腔調的復振工作和公共使用規定，但平心而論，經過一兩代的語言斷層，這些臺灣語言的搶救非常困難，它們都已是瀕危的語言了。
新的認同
臺灣的外省人在臺灣是少數，雖然國民黨的執政使他們曾經在政治上擁有相對優勢，無可否認，國民黨的親中，和外省人的危機意識有關，要藉中國大陸的力量來衡平臺灣的本土化或獨立傾向，所以在文化多元主義的基本國策之外，立基於憲政主義的公民民族主義必須是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立國精神，否則中國的國族認同很容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混淆了敵我界線，對臺灣的國家團結和國家安全會造成很大的破壞作用。認同臺灣就是臺灣人，中國人認同臺灣的多元文化主義和憲政主義，就是臺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正在做一件蠢事，把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共產主義的通通都打成臺獨，臺灣的認同正在強化當中。南蒙古的處境和臺灣人不同，你們在自己的土地上變成了少數，南蒙古的建國事業必須要解決境內漢人國家認同的問題，在此，臺灣和內蒙古的歷史經驗都驗證了，南蒙古必須把為數眾多的漢人自治基於文化多元主義和基於憲政主義的公民民族主義納入在國家體制當中，要讓生長在南蒙古地區的漢人也認同他們自己是南蒙古人，南蒙古的民族解放和民主建國才能獲得境內漢人的擁護，才能阻斷中華人民國共和國或其他的中國政權利用大漢族主義的干擾。
期許日本
日本是東亞的大國，經過80年的反省，日本早已是自由民主的憲政主義國家，大東亞共榮圈要以印度太平洋自由與繁榮之弧，在共同的普世價值認同基礎上重新出發，自由民主黨總裁高市早苗承繼前內閣總理大臣安倍晉三「臺灣有事，日本有事」的理念，為臺灣抵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霸權擴張打了一劑強心針，我們非常感謝。她也是日本國會聲援南蒙古議員聯盟主席，對南蒙古的自由給予溫暖的擁抱和強力的支持。在具有這樣堅定信念的領袖領導下，日本將可為臺灣的安全和南蒙古的解放乃至中國的民主化提供保障，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對於日本區域角色的期待，也總算在將近100年後可以看到了。
民國114年10月10日下午5時半中華民國國慶於
日本國東京都千代田區永田町赤坂溜池山王
山王公園塔上島珈琲店（Excelsior
Caffé）
